1959年春天，毛主席的《诗词十九首》一经发表，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其中，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更是因其背后的感人故事和深厚的革命情感而备受瞩目。然而，当这首词被胡适看到后，却引发了其不满和批评。
胡适在日记中批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为“一句都不通”，并指出其押韵有问题。然而，早在1916年，胡适就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强调，诗歌创作应更注重情志的表达，而非过分讲究声律。这种看法与他对毛主席诗词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仿佛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。
胡适的学问无疑深厚，但其性格中的固执和偏激，使得他在评价诗词时往往采用“双重标准”。对于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，他常常不能给予客观、公允的评价。这种态度在评价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这首词背后，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。1957年，毛主席以前的战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主席，附上了一首怀念丈夫的《菩萨蛮·惊梦》。李淑一还向毛主席索要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旧作《虞美人·枕上》。毛主席重新创作了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寄给李淑一，以表达对其爱侣杨开慧和柳直荀的深切怀念。
对于胡适所提的押韵问题，其实是毛主席“故意为之”。他在自注中解释，为了照顾诗歌的情志表达，不因韵而害意，所以“破格”填词。这种做法，实际上是对古代诗词的一种发展和创新。
胡适在评价诗词时，常常只看到其表面的问题，而不去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情感与意义。这种“双重标准”不仅体现在对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的评价上，也贯穿在他的其他文学批评中。
毛主席对胡适的批评并不在意，反而多次劝其回大陆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主席的宽广胸怀和革命家的坚定信念。
从胡适对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的评价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：评价一首诗词或一篇文章时，我们应该放下偏见，真正地读进去，然后再评说。而不是像胡适一样，先带上“有色眼镜”，带着“找茬”的心态去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的内涵与魅力。
